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制度具有从源头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作用，是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简称环评法）的实施确立了环评这一环境管理制度的法律地位，是我国环评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在环评法实施的20年间，从项目环评到规划环评，再到大区域战略环评与政策环评，我国环评制度实现了飞跃性发展。基于环评制度的研究与实践进展识别现存不足，可为我国下阶段环评制度发展提供参考。本文首先回顾环评制度体系发展，其次基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环评法实施20年来我国环评制度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热点分析，结合分析结果梳理总结我国环评制度实践进展。建议未来从深入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规划环评地位、加强政策环评发展和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我国环评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助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是一项重要环境管理制度，自1969年实施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不断的修正和完善。特别是近10年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的环评改革均呈现出简化行政程序以及提高评价过程和报告书质量的共同趋势。采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美国、欧盟和中国环评制度改革的根源、动力和趋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环评改革的根源在于不同国情背景下政策的实践反馈、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市场压力。

中国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法》），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法》于2004年施行后，国务院明确将项目环评审批纳入到行政许可的事项当中，据此环评审批工作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当下有些地方开展环评许可工作，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有差距。为提升环评许可的质量，必须全面执行《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各项法律原则，包括合法原则、公开和公正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监督原则等。建议生态环境部有效推进《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修改工作，使该法与《行政许可法》有机衔接，以满足新形势下建设法治政府、全面依法行政、建设美丽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环评制度备受关注，亦饱受争议。如何客观看待一项制度，其有效性是重要的判定依据。环评有效性体现在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和发挥效力全过程，具有多个维度的内涵。围绕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制度有效性、程序有效性、实质有效性和认知有效性4个维度，按照“制度基础→实践过程→发挥作用→社会认知”逻辑，探索构建了中国环评制度有效性评估框架，并结合中国环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提出了一套科学、适用，兼具可操作和灵活性的中国环评有效性评估指标，为客观系统看待中国环评制度提供了思路，也为建立中国环评制度有效性跟踪评估机制提供参考，支撑环评制度改革优化。

为探究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简称战略环评）研究发展与演变特征，以近20年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收录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Space文献分析工具绘制知识图谱，对比分析国际上与国内战略环评的研究力量、演变特征等信息，结合实践探索情况以及聚类分析实证结果，重点分析战略环评领域研究热点，通过对比国际上战略环评研究成果，提出新时期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宏观管理的展望与设想。通过国际上与国内战略环评研究重点的对比可知，战略环评是公认的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工具，它适用于复杂动态巨系统的预测评价，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保障生态安全的政策工具，为多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对话、协商与决策的平台。尽管近年来我国大区域战略环评实践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研究成果显著，对比国外属于创新性研究实践，但整体上依然存在发文力度不大、国际合作不足等现象。为进一步提升战略环评预防效应，一方面，需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总结战略环评实践成果，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战略环评宏观理论和方法，推广我国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另一方面，需持续注入研究活力，加快构建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库，集成各类技术资源，联合各方技术力量，为提高政策、战略、规划的“绿色含量”出谋划策。

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联动实践，重在简化规划所包含项目的环评内容和程序，但过于重视效率，不利于环评制度风险预防功能的实现。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层面政策文件中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各地在实践探索中联动条件、联动范围、简化内容、审批方式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规范统一的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对此，基于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机制的构建机理，针对现有实践存在的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为契机，回归环评制度预防性规制的本质，明确联动机制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确定项目环评简化或强化的内容，回应环评审批改革实践可能存在的合法性质疑，建立自下而上的反馈和监督机制，从而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机制提供法治化构建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简称环评法）是核设施安全监管的重要依据，在核安全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梳理环评法中具体条款内容，结合核设施安全监管中的环评相关要求，总结在核设施安全监管中环评的审评程序和监督要求，采用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相结合的方法，从环评相关的核安全法规标准建设、环评法监管下的核设施排放量变化趋势以及落实“放管服”优化环评程序3个方面开展环评法在核设施监管工作中的实施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在环评法指导下，核设施安全监管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核设施的流出物及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和产生量持续优化，监管重点更加明确，环评质量不断提高。同时，从检查抽查的机制、后评价的落实以及环评具体监管内容等角度，提出了环评法在核设施监管中的不足及相关建议。

为满足当前管理需求，在厘清我国现行规划体系构成、类型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内容特征与环境影响特点，结合近20年规划环评实践，提出规划环评开展范围调整建议。对于空间规划，建议国家级总体规划不纳入规划环评体系，省级总体规划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市、县、乡镇级总体规划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于区域规划，建议指导性大区域规划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非指导性大区域规划及新区、产业园区等的开发建设规划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于专项规划，建议将自然资源开发、能源、交通、水利、农业（含畜牧业、渔业）、工业等专项规划纳入规划环评体系，指导性规划编制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非指导性规划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是规划环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跟踪评价制度对健全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主体的预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现行制度存在的启动情形不明、程序亟待规范、约束力不足等问题，并从按照审查意见要求启动跟踪评价、保障生态环境部门知情权与建议权、强化违反跟踪评价义务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修订完善提供参考。

作为加强产业园区污染防控和环境管理的重要抓手，规划环评制度给出了源头控制污染的最优解，但也面临执行率低的问题，难以有效发挥其刚性约束作用。通过对全国586个国家级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成果进行调研，系统总结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制度在健全环境管理体系、优化园区规模和布局、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全面梳理规划环评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深入分析规划环评审查主体混乱、缺乏动态有效管理的根本原因。结合当前规划环评面临的形势和要求，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审查主体、分类推进规划环评落实、利用数控平台强化有效监管等对策建议，切实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效力。

为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指标体系，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规划环评目标和产业园区特点，探讨了“两高”（高耗能、高排放）园区规划环评指标体系设置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以某“两高”园区为例，在考虑区域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分析规划实施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利用核查表法、专家咨询、ArcGIS矢量叠加、情景分析、压力-状态-响应分析等技术方法，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污染排放、风险防控、碳排放、集中治理、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两高”园区规划环评的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的确定，从生态环境角度对规划的产业定位、规模、布局及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优化调整，可以指导产业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时对其他产业园区开展规划环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更好地分析规划环评的有效性，以26个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为例，基于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执行取得的实质性成效和不足。结果显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在落实总量控制和绩效要求、落实产业准入限制、保护和避让环境敏感区域等方面实质性成效显著，但在推动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完备、协调人居环境安全风险、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不同园区级别上，国家级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执行成效优于省级及以下园区；不同规划环评审查时期上，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指导和推动改革取得成效，“十三五”以来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取得实质性成效优于“十三五”之前。不同地区上，东部地区更加重视规划环评源头预防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落实规划环评意见执行力较中西部地区强。基于问题导向，提出加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加强规划环评跟踪监管以及推动多部门共同参与规划环评编制和落实等方面建议。

产业园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区域，需要进行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以广东省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管理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研究表明，广东省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较好，园区污染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节能减排工作稳步推进，但同时也存在规划环评动态管理不及时、规划环评效力发挥不充分、园区管理机构工作机制不健全、外部生态环境监管不足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健全规划环评法规制度体系，压实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完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强化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管理效能提供支撑。

港口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促进港口空间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响应生态环境保护新政策、新要求上缺乏适应性和针对性。通过调研指标体系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根据港口规划环境影响特征，采用基本指标体系模式构建了新形势下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生态保护、环境质量保护、资源利用、环境风险应急保障4大类环境要素，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敏感区、岸线分区、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水环境、大气环境、碳排放、声环境、岸线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资源循环利用、泊位专业化水平、环境风险、应急保障18个子要素共50项评价指标。相关指标总体体现规划实施对应的环境保护要求、环境影响程度和资源利用水平，可为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实践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政策环评范式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梳理了政策与政策环评的相关概念，将政策划分为广义政策、狭义政策、政策工具3个层次，并认为政策环评对象应是狭义政策，政策分析不仅应将该政策置于其所属政策体系即广义政策中，还须从该政策方案所包含的相关政策工具入手，分析政策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形成政策合力；提出了涵盖“价值规范-学科基质与评价模式-制度安排”等层次的政策环评范式，并以某省可再生能源政策为例进行了初步应用。最后就政策环评加强理论研究、积累实践经验、推进制度建设、最终构建政策环评范式等方面提出建议。

对于我国的政策，在广义上可分别从层次和形式的角度进行分类。基于政策分类，我国的政策环评对象在类别上主要是具体政策中的经济政策，在层级上主要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在性质上是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重大政策。再综合考虑现有法规对各类政策在制定程序中的环境影响评估要求，认为应将经济政策中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政策环评重点对象，将技术标准作为技术政策的主要类型纳入政策环评。为了准确识别政策环评对象，我国还应建立规范的政策环评对象筛选机制。

政策环境评价是在政策制定前分析预测政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提出优化政策环境效益的制度工具。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中已有政策环境评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但存在评价对象不统一、评价主体不明确、评价内容不一致等问题。通过开展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政策的经济评价、政策合法性审查、立法后评估、规划实施评估等工作，我国在政策环境评价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阻碍政策环境评价工作深入推进的因素。提出明确政策环境评价的主体是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通过目录+筛查相结合的方法界定政策环境评价的对象，统筹政策环境评价与综合评价、事先评价与事后评估，鼓励政策制定部门主动开展政策环境评价等建议。

政策环境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其方法研究对政策环境评价制度完善及实践开展至关重要。双重差分（DID）是计量领域用于政策效果评估的主流方法之一，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为例，采用多期DID评估该政策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探究DID在政策环境评价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DID在政策环境评价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用于政策实施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政策实施前相关政策的回顾性评价。未来应加强政策环境评价的技术方法研究，形成统一完善的技术方法体系，以促进政策环境评价制度的构建与实践的开展。研究发现，政策设计上环境利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在研究区域对农业面源控制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刺激农户施用更多农药，产生了负面影响。

聚焦政策环境影响评价利益相关方，引入利益相关方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关理论，建立适用于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利益相关方分析方法框架，涵盖利益相关方识别、利益相关方参与、利益相关方分析和利益相关方协同，并将其应用于海南省禁塑政策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利益相关方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省禁塑政策执行给核心利益相关方成本利益带来明显改变，政府主体有较强的动因推动政策执行，但行政成本增加较大；企业主体最主要的成本变化来源于原材料成本增加，农贸市场商户是受政策影响利益损失最大的主体类型，可能会影响政策执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行为博弈关系，政府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越高，企业守规的概率就越高，而企业守规的成本增加越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也越大；公众主体尤其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在禁塑政策执行下可能会采取改变生活消费的行为策略，但具体的改变作用有待观察。据此，从利益共荣、成本分摊、利益约束和利益补偿等方面提出促进利益相关方协同的优化对策建议。研究所构建的利益相关方分析方法有助于识别关键利益群体，厘清利益诉求和政策关联，促使各方以可接受的成本推进政策实施并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核电厂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进而提出预防的对策或降低影响的制度。核电厂环评实践中，评价要素非常广，不仅关注厂址特征、气象、水文等方面，也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体现在评价体系、评价因素及分析论证流程的规范方面。基于此背景，指出核电厂环评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有卷吸效应、温排水、余氯、季节等，分析提出核电厂环评实践中存在相关规定少、温升评价方法局限性等问题；提出核电厂环评需综合考虑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因素，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明确余氯、温排水排放标准，并提出利用遥感监测弥补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及适时开展后评价等建议。

国家战略规划提出的重大运河工程具有建设内容复杂、开发强度大，涉及生态敏感区类型多样，正负环境效益兼具等特点，但针对此类运河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工程环境影响途径与指标体系识别研究。采用矩阵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识别了重大运河工程的主要环境影响途径，提出将流域水资源配置、河流水动力条件、水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区域环境风险5个方面作为评价重点；根据重大运河工程环境影响特征分析，结合环境保护目标要求，构建了包含资源利用、水动力和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环境、固体废物、环境风险7个方面共计37项指标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重大运河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绿色生态运河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了更好地指导民用机场航空器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实践，对机场航空器噪声影响评价案例进行分析与总结，发现航空器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存在评价范围确定合理性不足、噪声标准适用性不强、噪声预测模式相对落后及噪声防治措施不全面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推荐了合理的评价范围划定方法、噪声评价标准，提出了噪声预测模式发展方向，汇总了较全面、较先进的噪声防治措施，并针对未来航空器噪声影响评价提出了建立我国航空器噪声源数据库、开发航空器噪声预测软件及加快制定适应性强的技术导则和标准等建议。

为研究城市轨道交通不平顺程度的振动环境影响，通过车辆-轨道空间耦合动力学模型和轨道-隧道-土体三维有限元-无限元耦合模型进行仿真，并用振动源强实测数据验证列车运行速度为100~120 km/h、不同轨道不平顺谱条件下的速度修正系数。结果表明：当轨道条件恶劣时，振动环境影响速度修正系数建议值为36.2；当轨道条件一般时，振动环境影响速度修正系数建议值为31.0；当轨道条件较好时，振动环境影响速度修正系数建议值为23.3。

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纳入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尚处于探索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管理机制和技术方法还需完善。通过厘清各制度环节中的责任主体、边界范围、职能定位等，梳理分析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纳入生态环境管理体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基于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框架。运用现有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的主要制度环节中的管理和技术要素，以问题为导向，探讨了在源头防控上，根据减污降碳相关试点内容，需完善“三线一单”、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中碳评的边界范围、工作内容和管理机制；在过程控制上，进一步构建排污许可数据一体化管理；在执法督察上，探索建立全国碳监测网络等方式，提升监察执法运行效力，强化督察问责工作机制，推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体系。

对现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标准和指南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现行核算方法的差异，提出了其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以火电行业为例，提出了火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核算边界、计算方法和核算参数的选取原则。结果表明：现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在核算边界、核算范围、核算因子和计算方法上均有一定差异。现行核算方法不能直接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无法准确获取核算参数、核算边界不符合环评要求、各指南间推荐参数不一等问题。对于火电行业，从纳入考虑的碳排放源来看，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占比为93.5%~99.8%，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可重点考虑发电机组燃料燃烧排放，忽略其他过程排放；在计算方法上，基于元素碳含量核算二氧化碳结果较为准确，误差不超过10%，基于低位发热量核算误差达18%~30%，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建议基于元素碳含量开展核算，燃煤电厂的燃料消耗量建议选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预估值，元素碳含量建议选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设计煤样实测值，避免使用低位发热量和单位热值含碳量的缺省值，碳氧化率建议直接选取缺省值。

居民社区用水用能的碳排放与行为选择和技术水平有关，且随时间波动性强。通过智能监测、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自下而上构建了涵盖居民社区水能消费行为和基础设施相关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并评估其影响。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某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该社区夏季、春秋季、冬季碳排放量分别为18.2~20.8、19.3~21.5、58.5~63.8 t/d（以二氧化碳计），不同季节周末日均碳排放量约为工作日的1.0~1.2倍，由于采暖等因素造成冬季碳排放是其他三季的3.0~3.1倍。从全年来看，社区基础设施端共排放二氧化碳6.98×10³ t/a，居民消费端排放4.94×10³ t/a，占比分别为58.7%和41.3%；案例社区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范围1（能源直接碳排放，即气耗）碳排放量为8.98×10³ t/a，范围2（能源间接碳排放，即电耗和水耗）碳排放量为2.92×10³ t/a，占比分别为75.4%和24.6%。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燃气设备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倡导居民生活器具和行为方式节能化等途径是推动居民社区减碳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

水泥行业是主要的耗能行业和CO₂排放大户之一，在水泥行业环境影响评价中进行碳排放评价并推荐选择合适的低碳技术十分重要。分析了水泥生产过程的产碳环节，整理了各工艺环节国内外出现的低碳技术，通过建立水泥行业低碳技术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际调研数据，评价了湖南省水泥代表性企业所应用的15项低碳技术，为水泥行业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控制技术的选择与应用提供参考。结果显示：从低碳效果来看，建设能源管理中心、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高固气比水泥悬浮预分解技术、助磨剂的使用等得分高；从技术成熟度、技术普适性来看，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辊压机粉磨系统、高压变频节能改造、助磨剂的使用等得分高；从经济评价指标来看，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高固气比水泥悬浮预分解技术、建设能源管理中心得分较高。综合排名靠前的技术以能源综合利用类和节能过程控制技术为主，包括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建设能源管理中心、高固气比水泥悬浮预热分解技术等，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点推荐的技术。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是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重要基础，科学合理划定及更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是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关键技术难点。在梳理全国各省（区、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方法的基础上，以H省全省及其A市、B市、C市3个城市为例，对比分析了要素叠加并集（叠加法）和拟合行政边界阈值（拟合法）2种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方法的结果差异性；讨论了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功能特征下2种划定方法的适用性，建议优先采用叠加法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并提出了不同地形区域拟合法划定阈值标准的范围与建议。以期为优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技术方法、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提升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源于“三线”划定管控成果的集成，是具体到每个环境管控单元落实底线思维和生态环境保护硬约束落地的重要出口。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如何在实际环境管理工作中做到能用、适用、管用，值得深思和探讨。湖南省以园区管控单元为特色，在全国率先发布并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以湖南省为例，系统阐述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原则、技术思路与清单实践的特点和落地应用实效，总结问题，提出优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思考与建议：1）明确“三线一单”的法律地位和层级定位，找准功能定位，形成由多部门协同推动的态势；2）强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目标支撑作用，保证科学适用；3）规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形式，协同多要素管控；4）引入配套机制，指导“三线一单”的动态更新。

科学划定生态空间并实施有效的空间管控，是落实“三线一单”环境管理机制过程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结合城市规划制定在纲要形成、规划研究、规划编制、规划报批4个主要阶段，构建包括空间要素解析与基础方案形成、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空间协调性分析、规划实施对空间利用影响评价、空间优化调整建议及管控对策提出等主要任务在内的规划环评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主要技术流程，并应用于“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空间优化结果表明，通过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和河道水网、新增生态节点和廊道等方式，宝山区优化调整后的生态空间总面积从65.74 km²增至121.84 km²，占区域陆域面积的40.4%，达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中“2040年宝山区生态用地占陆域面积40%”的要求。城市规划环评能够在城市规划生态空间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区域环境需求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手段。

为探索在新产业布局及发展形势下的产业园区外存量工业用地环境准入分类管控模式，采用空间叠图分析和承载力评估方法，基于“三线一单”分区管控要求对上海市产业园区外存量工业用地的空间布局约束、资源环境承载和环境风险防控进行评估。综合评估结果、新法规要求和规划方向的指引，梳理典型区环境准入管理的试点经验，提出以下建议：生态环境及产业、规划相关部门对产业园区外存量工业用地的现状及规划实施动态排摸；结合各地块资源环境特征、规划发展意向等因素，对不同规划导向的地块实施差异化分类管控；针对近中期保留的产业园区外存量工业用地，通过开展区域环评强化环境准入。

响水爆炸事故发生后，爆炸中心区及周边河流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化学品污染，污水应急处理难度极大，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事故污水的应急处理是现场环境应急工作的重中之重。介绍了该次爆炸事故环境应急水质分析、目标制定、处理方案和工程实施方案制定等应急处理过程，总结分析了该爆炸事故污水应急处理处置的成效与经验。现场环境应急过程中发展和实践了化工园区突发环境事件污水“快速封堵—安全转移—妥善处置”的应急技术链条，科学制定了污水应急处理和工程实施方案，成功实现了爆炸区各类污水的应急处理，达到了“不发生次生环境灾害”和“不让一滴污水进入灌河”的应急目标，验证了现场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化工园区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产生的污水具有污染物浓度高、毒性大、成分复杂、应急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对生态环境危害严重，且社会影响较大。针对响水化工园区爆炸事故爆坑污水应急处理需求，开展了污水水质分析、处理工艺筛选、小试试验验证以及工程实施成效研究。小试试验显示，采用活性炭-活性污泥（AC-AS）工艺对爆坑污水进行强化预处理，可大幅降低污水中污染物浓度，总有机碳和氨氮去除率达96.9%和65.7%，预处理后出水满足后续陈家港污水处理厂进水要求。工程运行结果显示，经AC-AS工艺预处理和陈家港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出水COD、氨氮及其他污染物指标均满足污水处理厂执行的DB 32/939—2006《江苏省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GB 31571—2015《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爆坑污水应急处理工程对COD、氨氮、苯胺累计削减量分别为33 319.6、209.4和6.2 kg。爆坑污水经陈家港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排放后，受纳水体下游水质未出现异常，水环境未受到明显影响。此次污水处理案例表明，AC-AS工艺对该类事故污水具有较好的处理效果。

鹿鸣矿业尾矿库泄漏事件导致大量含钼尾矿砂水泄漏入河，造成下游河流严重污染并威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环境应急处置是现场应急工作难点。系统阐述了该次事件的应急处置决策、应急方案制定和工程实施成效，主要包括应急目标制定、水质监测分析、应急处置思路及工程措施等内容。在现场环境应急过程中，通过开展封堵泄漏点、筑坝拦截、混凝沉淀等措施，实施污染控制、削峰清洁两大工程，实现了“不让超标污水进入松花江”的应急目标。最后总结了该次事件应急处置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与处置的建议。

当前，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涉水事件占比较高，生态环境风险较大。通过分析近年来国内突发水污染事件典型案例的特点及国家环境应急管理政策，结合多次参与事件应急处置及调查等环境应急支撑工作中的一些思考，从应急控制标准制定、应急平台建设、应急技术研究、智慧应急4个方面，分析我国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技术的发展需求及未来研究方向，旨在为建立健全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技术体系、提高国家环境应急能力提供参考。

人工衬层系统是固体废物填埋处置的重要防护屏障，一旦产生破损将造成渗滤液渗漏，严重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因此及时有效地对人工衬层进行渗漏检测十分重要。目前常用的渗漏检测技术，如示踪剂法、偶极子法等方法不能适用于运行中填埋场的渗漏检测，难以满足突发渗漏情况下应急检测需求。针对填埋场渗漏应急检测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土工膜渗漏应急检测方法——边界定位法，该方法具有无损检测、操作方便和数据处理迅速高效的优点。通过在填埋场四周布设电极扩大检测范围，利用集成开发的边界定位检测系统计算获取的信号，最终给定渗漏源的GPS坐标和数据可视化结果。以我国华东地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和危险废物填埋场为研究案例，分析基于边界定位法的渗漏应急检测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边界定位法能够实现渗漏源的快速定位，其给定的渗漏点位置与实际开挖验证位置的最大误差小于2 m，且可以通过现场开挖过程跟踪测量进行纠正。当填埋场存在多个渗漏点时，对于渗漏点之间距离超过2 m的多个渗漏点均可以有效检出；如果渗漏点之间距离小于1 m，信号采集误差使得边界定位检测系统将其计算为1个渗漏点。

以练江峡山大溪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疏浚前后10个点位表层沉积物有机质（OM）、总氮（TN）和总磷（TP）浓度以及间隙水和上覆水中氨氮（NH₄ ⁺-N）、TN和TP浓度，以揭示疏浚对表层沉积物营养盐的时空分布及释放过程的影响，并对疏浚后表层沉积物污染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疏浚后间隙水和上覆水中TP、TN、NH₄ ⁺-N浓度均显著下降，表层沉积物中OM和TN平均浓度较疏浚前分别下降53.3%、54.5%，有接近1/2点位的表层沉积物出现TP浓度高于疏浚前的现象，疏浚对表层沉积物中营养物移除能力为TN>OM>TP；疏浚后表层沉积物OM、TN和TP污染情况较疏浚前有所改观，但污染程度依然处于较高等级；疏浚后，沉积物中的氮表现为“源”，而磷经历了从“源”到“汇”的转换，表明本次疏浚对表层沉积物间隙水中氮的内源释放有促进作用，对磷的内源释放存在抑制作用，这与本次疏浚的深度、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及赋存环境的改变有关。

浮游动物对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为研究天津市近岸海域浮游动物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于2020年9月在天津市近岸海域设置16个采样点开展调查，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方法对浮游动物多样性进行评价，利用冗余分析法（RDA）和主成分分析法（PCA）分别对浮游动物多样性与水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天津市近岸海域主要水环境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近岸海域共监测到浮游动物18种，桡足类为主要类群，占浮游动物类群总量的50%；物种数量占比较多的为桡足类幼体（Copepodite larva）、近缘大眼剑水蚤（Corycaeus affinis）和桡足类无节幼虫〔Nauplius larva （Copepoda）〕；浮游动物Margalef丰富度指数（D）、Pielou均匀度指数（J）、Simpson优势度指数（C）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分别为1.37、0.71、0.36和1.31；RDA分析表明，悬浮物（SS）浓度与总生物量、D、J、H′均呈负相关，活性磷酸盐浓度与J、H'呈正相关，pH、盐度与C呈负相关，Chla、NH₄ ⁺-N浓度与C、J呈正相关，DO浓度与C、总生物量呈负相关，石油类浓度与C呈负相关；PCA分析显示，SS、Chla和NH₄ ⁺-N浓度是影响浮游动物多样性分布的主要因子。

地下水是北方地区重要的供水水源，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及人类活动影响，地下水水化学特征日趋复杂，识别水源地地下水水化学特征、成因机制对于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保障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地下水样品采集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相关性分析、Piper三线图、Gibbs图以及地下水主要离子比值等多种方法，分析泰安市旧县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及成因机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地下水化学类型多样，孔隙水以HCO₃-Ca、HCO₃+SO₄-Ca型为主，岩溶水以HCO₃-Ca型、HCO₃-Ca+Mg型、HCO₃+SO₄-Ca型、HCO₃+SO₄-Ca+Mg型为主；区内孔隙水和岩溶水水化学组成主要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控制，地下水主要离子组分受水岩相互作用影响，离子主要来源于岩盐中的文石、方解石、白云石的溶解，阳离子交换作用较弱；人为活动影响导致地下水中Cl⁻、NO₃ ⁻浓度增加。

为探究伊逊河春汛期水质波动的主要原因，分别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3月对伊逊河流域进行采样调查，在水环境因子时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三维荧光光谱结合平行因子分析、荧光特征分析和Spearman秩相关分析，解析水体污染物的荧光特性和来源特征。结果表明：伊逊河春汛期水质明显恶化，Ⅴ类及劣Ⅴ类水体占比由14.29%升至88.24%，主要超标因子为COD_Cr、TP和COD_Mn；水体溶解性有机物（DOM）识别出3种荧光组分〔UVC类腐殖质（C1）、UVA类腐殖质（C2）和类色氨酸（C3）〕，类腐殖质总贡献率接近80%；冰封期和春汛期各采样点位水体溶解性有机物的荧光指数（FI）分别为1.65~1.88和1.49~1.75，自生源指数（BIX）分别为0.76~1.31和0.65~0.99，腐殖化指数（HIX）分别为0.10~7.00和0.40~6.00；春汛期伊逊河水体DOM表现出更强的腐殖性和较弱的近期自生源特性，陆源贡献比例显著提高；荧光参数FI、BIX与DOC、TP、COD_Cr和COD_Mn等水质参数呈显著负相关（R>0.6，P<0.01），春汛期水体DOC、TP等污染物浓度升高主要受高腐殖质背景、水土流失及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目前地下水水质评价方法众多，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对地下水的管理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朝阳区2020年枯水期采集的地下水水样检测结果为基础，利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对地下水水质进行评价，并对比3种方法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存在的不合理之处。结果表明：1）3种方法的水质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的水质评价结果最优，单因子指数法的评价结果最差，综合污染指数法的评价结果与其他方法的一致性最高；2）在进行水质评价时可优先选择综合污染指数法，单因子指数法适用于水质要求较高或超标污染物少的水体，改进的层次分析法适用于有多种污染物超标的水体；3）为进一步确定3种方法对地下水水质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3种方法的评价结果与可靠性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与可靠性分析的水质评价结果相同的占比分别为90.48%、42.86%、47.62%。因此，在对地下水水质进行综合评价时，可使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

随着国家对碳达峰、碳中和（“双碳”）工作做出安排部署，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进入减污与降碳全面融合、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了牵住降碳这个“牛鼻子”，需要全面升级“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将“碳管家”作为“环保管家”升级的重要服务内容，助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在“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现状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升级“环保管家”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政策需求，是减少企业履约成本、推动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现实需求，是提升节能环保技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未来发展需求。建议从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自主研发、搭建科学化减污降碳管理平台、培养专业化碳资产管理师和开展创新试点工作这6个方面促进“双碳”目标下“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升级。

21世纪以来，中国碳排放量持续处于上升阶段。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已明确，如何按期实现，面临着诸多挑战。截至2020年，全球约有50个国家实现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36%。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费情况、政策支持等角度，以比较分析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碳达峰进展进行梳理概述，结果表明：主要国家和地区碳达峰时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美国和日本均在3万美元以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碳达峰前后第二产业占比稳步下降，第三产业占比逐步上升；主要国家和地区碳达峰时城镇化率均在53%以上，且1/2以上国家和地区达到75%以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碳达峰时能源消费强度多在1.0~4.7 t/万美元（以标准煤计）。从发布的中长期碳排放发展战略及碳中和目标角度，深入论证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深度脱碳、开展碳中和方面的经验，指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低碳转型作为实现碳中和的重点；将发展循环经济、提升能效作为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具体措施；将科技创新作为战略竞争优势的重要研究领域和持续动力。结合能源消费情况，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仅约30年，意味未来碳达峰后，碳中和任务重。这要求中国的碳达峰不是单纯地攀高峰，而是理性地低位达峰。需加大力度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创新，有序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近年来，我国臭氧污染问题逐步显现。为持续推动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环境部实施了“千里眼”计划，构建了大气污染网格化监管体系。2020年，针对夏季臭氧污染问题，开展了臭氧生成高值区识别研究，向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部门、监督帮扶现场工作组推送环境异常信息，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重要支撑。利用哨兵-5卫星数据，结合企业清单、用电数据、历史污染源检查问题等数据，通过RFM模型综合挖掘识别臭氧生成高值区。结果表明：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大多数城市地区和工业集聚区属于VOCs控制区或VOCs-NO_x共同控制区；该方法推送的臭氧生成高值区问题率为65.3%，高出整体问题率21.5个百分点；高值区内企业发现问题率为27.1%，高出非高值区3.7个百分点，提升了2020年夏季臭氧污染防治监督帮扶的工作成效。高值区问题率、高值区内企业问题率和推送次数有关，实践结果表明，经过重复推送，高值区内企业问题率呈先升后降的规律，企业问题率拐点时间与企业整改完成周期有关。该方法对于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应用效果较好。

氮氧化物（NO_x）作为PM_2.5和O₃的前驱物，是重要的大气污染控制指标。选择性催化还原（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等是目前燃煤工业锅炉烟气脱硝的主流技术，但存在投资成本高、运行条件苛刻等问题，在中小型烟气脱硝工程应用中受到限制。生物法烟气脱硝技术因其高效、低耗、可持续特征在中小规模烟气脱硝中得到青睐，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其开展了较广泛的研究。综述了生物法烟气脱硝技术的研究进展，概述相关工艺的脱硝原理及技术特征。论述了化学吸收-生物降解法（BioDeNO_x）的最新研究方向，重点阐述了络合吸收-生物还原（CABR）反应器的运行原理、还原机制、反应器开发、运行参数和影响因素等，讨论了CABR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并对生物法烟气脱硝技术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自学习、自适应和自组织的独特性能，目前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固废处理、气候变化等环境领域，是环境监控和治理的良好助力手段。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今天，水污染防治至关重要。传统的水污染治理与监管技术存在水污染监测滞后、污水优化控制成本较高、污染物去除效率预测精度较低等问题，人工智能的引入能够有效克服上述问题。因此，开发人工智能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应用具有重大意义。论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分类，综述了其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应用进展，以期为全面加强水污染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以蓝藻为原料制备生物炭，通过考察不同温度制备的蓝藻生物炭对四环素的吸附效能，筛选最优制备温度。采用液相还原法制备不同铁炭比的铁改性蓝藻生物炭，研究其对四环素的去除效能、影响因素及去除机理。结果表明：在700 ℃、铁炭质量比为1∶1条件下制备的铁改性蓝藻生物炭对四环素具有高效去除能力，60 min去除率可达87.2%，为改性前的1.2倍，吸附类型符合伪二级动力学方程（R²>0.99）。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扫描电镜、X射线光电子能谱、X射线衍射探讨铁改性蓝藻生物炭去除四环素性能与其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铁改性蓝藻生物炭对四环素的去除机理主要为吸附和化学降解作用，零价铁作为电子供体促进氧化还原反应的发生，含氧官能团作为电子转移桥梁在吸附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因素试验结果表明，阴离子对铁改性蓝藻生物炭去除水中四环素效能的影响程度为SO₄ ²⁻>Cl⁻，阳离子影响程度为Ca²⁺>Na⁺，有机质黄腐酸相对于离子强度影响程度较弱。铁改性蓝藻生物炭对四环素类抗生素具有良好的去除能力，可为蓝藻资源化提供思路。

食用菌湿法堆垛育菇废水作为一种高浓度有机废水，具有难降解、高COD和高氨氮的特点，利用常规处理工艺难以实现达标排放。采用气浮-折流A/O生物膜反应器(HAOBR)-O₃/H₂O₂组合工艺，研究气浮-HAOBR对育菇废水中COD和氨氮的处理效果，探讨O₃/H₂O₂催化氧化段在不同组合方式下的处理效果和最佳控制参数，并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分析该组合工艺废水中溶解性有机物（DOM）的变化特性。结果表明：经气浮-HAOBR处理后，育菇废水中COD和氨氮浓度分别降至（485±25）和（1.32±0.11） mg/L；在O₃和H₂O₂浓度分别为0.88和333 mg/L时，O₃/H₂O₂单元对COD和氨氮的去除效果最佳；最终出水COD和氨氮浓度分别为（22.50±1.50）和（1.30±0.15） mg/L，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9.40%和98.70%；育菇废水中DOM主要是类富里酸物质、溶解性微生物代谢产物和类腐殖酸物质，处理后DOM荧光强度大幅降低，但主要组分未发生改变。气浮-HAOBR-O₃/H₂O₂组合工艺能有效去除育菇废水中COD、氨氮和DOM，出水满足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四环素类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广泛应用对人类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害。以金霉素制药厂污泥为原料，从中分离出一株能够高效降解金霉素的纯菌株，命名为ZL-1。经形态学观察、革兰氏染色和16S rDNA鉴定，表明该菌株属于革兰氏阴性菌、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 sp.）。通过正交试验研究了碳源、温度、pH、初始金霉素浓度、接种量对菌株ZL-1降解金霉素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接种量和初始金霉素浓度对该菌株降解金霉素的影响较大。以正交试验的结果为依据，采用响应面法优化该菌株对金霉素的降解条件，确定了最优条件为金霉素初始浓度134.864 mg/L，温度34.409 ℃，接种量5.223%（体积比）。在最佳降解条件下，金霉素的实际降解率为93.70%，预测降解率为93.723%，表明预测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的降解效果较贴合。

近年来，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成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最佳选择，但由于前期标准缺失、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仍是短板。深入分析了我国当前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率低的原因，指出农村生活污水最佳的资源化途径是回用于农业生产，并在多年研究成果及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4种资源化利用模式，即污染物削减与经济作物种植耦合模式、尾水灌溉模式、水质调控型按需排放模式、黑灰水分质资源化利用模式，并对每种模式的特点、适用范围及处理效果、建设投资、运行费用、占地面积等进行了详细分析。

河流生态修复是改善水质和维持河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措施，是贯彻落实“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要求的重要举措。以嘉善姚庄镇俞汇塘支流盛家湾河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河流缓冲带与水生态修复工程实践。针对该区域生态空间严重被挤占、部分河段生境受损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河道水质不稳定等环境问题，提出了以保护—修复—发展为创新思路的盛家湾河道生态修复工程总体方案；以全面提升河道的水生态环境质量、构建健康稳定的水生态系统为修复目标，实施了面源污染阻控、生态空间恢复以及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其中包括面积为17 700 m²的人工湿地及2 200 m长的生态植草沟建设，约30 m宽和1 480 m长的陆域植被缓冲带构建，1 210 m长的河岸线生态化改造，以及面积为20 400 m²的水下森林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盛家湾河道的生态修复，全面改善了盛家湾区域的生态环境，实现了“水清岸绿”，恢复了水体的生物多样性。

长潭水库作为台州地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对地区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选择长潭水库为研究对象，参考《浙江省湖库生态缓冲带划定与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划定湖滨带、缓冲带范围并开展生态修复实践。结果表明：长潭水库湖滨带总长度约97 km，分为山体型、自然滩地型、农田型、公路型、河口型、水库大坝型6种类型，长度占比分别为42.6%、25.3%、3.4%、20.6%、7.6%、0.5%；长潭水库缓冲带分为山体型、农田型、水库大坝型3种类型，面积分别为46.73、2.89、0.168 km²。在划定长潭水库湖滨带、缓冲带范围的基础上，识别其主要环境问题并选取重点生态修复区，从干扰去除、污染防治、生态恢复3个方面研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对策，以期营造具有较强保护调节能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库岸带生态缓冲系统。

水生态功能分区是根据流域水生态系统区域差异开展的分区研究，是实现流域“分类、分区、分级、分期”的水质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通过梳理国内外水生态分区研究的进展及现状，对比了不同区域分区指标的选取依据及体系特点，分析了我国当前水生态功能分区存在的分区体系不完善、分区水生态要素考虑较少等问题，采用“水陆结合、以水定陆”的思路，提出了基于“自然-社会”二元驱动的水生态功能分区方法。以密云水库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水库流域自然要素及水生态特征，探究水生态系统的驱动-响应机制，结合管理需求，提出密云水库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指标体系，并开展水库流域一级、二级和三级水生态功能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密云水库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可划分为一级区3个、二级区14个、三级区22个。依据各分区的水生态状况及功能，结合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溯源，并提出相应治理方案。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价值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利用1995—2018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基于2 km×2 km网格，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活动强度，分析二者时空变化特征及关联性。结果表明：1995—2018年，常州市耕地面积减少19.5%，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11.6%、93.7%；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经历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的过程，1995—2018年共增加29.55亿元，价值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向水域转化，价值量的减少主要来自于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在常州市市区位置表现得尤为明显，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增强。

为评估近年来昆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成效，以松华坝水库为研究区域，利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效益、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8—2020年，松华坝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效益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23.6%；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2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由失调衰退阶段逐渐向过渡调和阶段、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表明近年来昆明市重视并持续加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使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有所升高。建议未来在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以实现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强度测算是后续展开相关研究的基础。选取9个环境规制强度测度指标，构建环境规制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环境规制强度，从时间趋势和空间格局2个方面展开分析。时间维度上，测算了全国层面2011—2019年环境规制强度，提取出规制效果、正式环境规制、环保意识3个公共因子，可以看出，正式环境规制因子和规制效果因子存在交叉变化现象，环保意识因子变动需要时间跨度较大，我国环境规制整体上处于稳定态势且具有轻微波动性。空间维度上，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环境规制强度等级，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但区域差异性在缩小。最后，从减排投入与管控等正式环境规制与环境规制效果之间的滞后问题、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性等方面展开分析，提出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与落实、优化产业结构及重视公众环保意识培养是提高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措施。

为推动我国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的构建，采用文献梳理法对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及本地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首先回顾了生命周期评价的起源与发展，探讨了生命周期评价在我国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其次对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介绍，并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我国学者在生命周期评价时所使用的方法，结果显示77%的研究均采用国外的影响评价方法；最后梳理了我国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的本地化研究进展，分析了现阶段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的3点不足，包括所选取的指标及基准值亟须更新，模型系统性和完整性需要加强，模型深入研究有待展开，并提出要探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完整全面的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以及相应的参数基准值，从而提高我国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为环境政策制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